刚刚过去的七一那天，笔者站在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中心，向前，凝望高扬的五星红旗，向后，仰望那专注而执着地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雕像，心潮澎湃。聂耳为党奋斗、为国而歌、英勇担当的家国情怀，似一面镜子，照见新时代边疆法官当有的司法情怀。
一
聂耳，原名聂守信，籍贯云南玉溪，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35年7月，为躲避反动派的抓捕，在党的安排下，聂耳在借道日本去苏联继续革命的途中不幸遇难，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聂耳自幼好学上进。1927年，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说：“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还有种种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1933年，民族危机极为深重，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用音乐唤醒民众，以谱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1934年7月初，为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地下党左翼戏剧家联盟决定创作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电影《风云儿女》，负责人田汉刚完成了电影故事和歌词时，就被当时的反动政府逮捕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另一位负责人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和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继续完成电影准备工作。1935年3月，聂耳得知此事后，不顾个人安危，找到夏衍和《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主动要求为这首歌作曲，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接到作曲任务后，聂耳用火一般的巨大热情开始创作，几乎废寝忘食。为使《义勇军进行曲》能凝聚起中华儿女奋起抗日、不怕牺牲的精神，聂耳在“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加了“起来！起来！起来！”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时代的号角，成为了人民的心声。
二
聂耳音乐文化是激励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的革命文化，是鼓舞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意志，是凝聚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精神动力。
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是聂耳音乐文化精髓，是聂耳献身民族复兴的主心骨和压舱石。生逢乱世的聂耳，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革命理想高于天。青年时期的聂耳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聂耳不断思考创作革命的音乐。他向田汉请教，田汉告诉他，暴风雨时代，民众需要更有力量的曲调。在作品中，聂耳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作歌曲作品，他把对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炽热情感、对人民解放的期待统统转化成革命音符，以歌曲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奴役和压榨，以歌曲唤起民族觉醒，从而传达革命理想、激发革命热忱、呼唤新中国。
热爱祖国为国而歌的时代强音。忧国、爱国、报国是聂耳音乐文化的鲜明特征。聂耳身居边陲却眷恋国家和民族，身处后方却心系抗日前线，手写五线谱却号角扬威，用作品诠释报国为民的伟大情怀，用热血音符唤起民族精神。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聂耳萌生创作一首属于中国人的“马赛曲”的梦想。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聂耳在日记中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变成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斗争中，聂耳说，“不做无谓的伤感，向着自己应做的事业去努力。”1935年夏，聂耳一腔热血熔到国家和民族大义上，煅铸成《义勇军进行曲》，用作品诠释了报国为民、用热血音符唤起民族觉醒的伟大梦想。正如冼星海所说：“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扎根群众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扎根群众、为民写歌是聂耳音乐文化的价值向度。聂耳始终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他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中强调：“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于是，他一次次走到群众中间，力求作品真实刻画人民形象，反映人民的心声。写《新女性》时，聂耳曾多次于清晨步行一个多钟头赶到沪西纱厂观察女工的生活、劳动情景。创作《大路歌》过程中，到筑路工地与工人一起拉铁磙。还与小报童交朋友，创作了《卖报歌》等作品。仅1934年至1935年7月间，他就创作出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谱写了《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飞花歌》《卖报歌》《梅娘曲》《自己歌》《塞外村女》《采菱歌》《打长江》等30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务实创新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务实创新是聂耳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风骨。聂耳极力反对音乐萎靡丧志，主张音乐要反映大众诉求，不应因循守旧，而要大胆创新。强烈抨击传统音乐“是为歌舞而歌舞”，强调革命作曲家努力创作的目标是在新兴音乐形态的基础上编写具有革命的、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让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他在《芭蕉叶上诗》中说：“今后的歌舞，若果仍然是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1932年11月，他与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聂耳认为新兴音乐是一种为大众呐喊的音乐形态，强调革命作曲家努力创作的目标是在新兴音乐形态的基础上编写具有革命的、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出自聂耳改编的《金蛇狂舞》与原曲相比，曲调昂扬激奋让人耳目一新，充满了时代感召力。
时光荏苒，聂耳精神永不过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永远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三
情怀往往泛指人们高尚的心境、情绪和胸怀。有情怀的人具有积极向上、富有正能量的特征。冰冷的法条世界，情怀一直是法官高置于顶的灯塔。正因情怀，法官具有独特的身份符号，标记着不容失落的职业伦理烙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聂耳音乐文化不仅镌刻着民族觉醒的印记，更蕴含着高尚的情怀，边疆法官应把聂耳音乐文化作为涵养情怀的深厚土壤。
法治信仰初心不变。聂耳追求真理，忠心向党，矢志不移，边疆法官应把聂耳“为党工作、为国而歌”之志内化为职业信仰，笃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法律观。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法官不能因条件艰苦而颓志，深知自己守护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更是边疆百姓对法治的信任、对国家未来的信心。胸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缺氧不缺精神”“办好一案交好一片民族朋友”的豪情壮志，坚守和扎根边疆，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刚正不阿的同时心怀悲悯，铁面无私的同时秉持良知，坚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摒弃自大与功利杂念，持守内心公平与人心冷暖相融之念，常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挺直职业尊崇脊梁，正义凛然地面对纷繁案情和人情干扰，绝不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民之心融入血脉。聂耳走进人民、为民而歌。边疆法官要把聂耳“为民呐喊”之心熔为职业心境。习近平总书记常讲，“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地广人稀、至今仍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扰，法官应像聂耳一样不畏困苦，练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广阔胸襟，俯下身、沉下心，懂群众语言、了解群众疾苦、熟知群众诉求。耐心打磨“为民就是本分”的心性，不惧高原自然条件的恶劣，不畏边疆治理情况的复杂，敢于担当新时代边疆改革、发展、开放的艰巨任务，用心妥善处理边疆群众的司法需求。针对各族群众诉求的多样化、差异性需要，法官要时刻向各族群众近一步，再近一步。“做得牢”翻山过岭、爬坡跨箐到农户或居民院落炕头巡回审判，上茶山、进花棚，大树下、晒场上“法槌为你敲响”；“做得好”火塘边、方桌上、集市里、水库旁、景区中“居中调解好说好商量”；“做得实”用“双语”、化民俗、释法理、解心结、懂民工、察空巢、护弱小等多种诉讼服务送惠于民，让司法的温暖直达群众身边。
践行促干强本领。法官情怀既应用先进思想来武装，更应用实际行动来体现。边疆法官应把聂耳“爱国、担当、斗争、创造”核心品格提纯为“政治信念、价值取向与职业行为”的实践情怀，塑形为法官提升用审判去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本领。对照聂耳自我革命守正创新的实践情怀，边疆法官在敢闯敢干、奋勇创新等方面尚须努力。今后，以聂耳音乐文化为坐标，一应增强政治观、人民观、改革观、斗争观学习，强化“司法权属于人民”的政治认同。二应加大集体奏唱国歌、聂耳精神纳入法官实训课等措施力度，增强职业认同感与使命感。三应持续培树“唤醒良知、团结和解”理念，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四应聚焦执行难、诉源治理等难题，探索执法司法新模式。五应及时引入“国歌响起时”等警示教育机制，推动精神价值转化为制度激励、制度警醒，使之在新时代绽放更大的活力。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