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的排头兵，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将党建与法院工作有机结合，探索“党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模式，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增添了生动注脚。

从“终端裁决”到“前端预防”

近日，一起跨越千山万水的手机租赁纠纷在“云端”悄然化解，展现了沾益区法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在沾益区综治中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的统筹协调下，资深调解员缪志坚通过线上调解，成功调和了温州商家与沾益青年小李因手机租金引发的矛盾。

从“云端对峙”到“指尖和解”，这起跨省纠纷的化解展现了沾益区法院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作为珠江源头第一区，沾益区人口超过40万人，社会治理任务艰巨。在新时代党建引领下，沾益区法院以“源头预防、源头治理、源头化解”为着力点，创新构建“党委总揽全局、政法委统筹协调、法院主推主导、政府全力支持、社会多方联动”的乡村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矛盾纠纷化解重点从法院的“终端裁决”转向基层的“前端预防”。

沾益区法院以党建引领为“主心骨”，创新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解纷体系，联合基层网格、行业协会、调解组织构建覆盖全区的“家门口解纷服务网”，实现矛盾纠纷“就近化解、快速化解”。

数据显示，2024年沾益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共集中研判案情92次，化解非诉讼纠纷218起。

为基层善治注入长效动能

“庭长，毛某已按时交付房屋钥匙，文某顺利入住。”沾益区法院花山中心法庭庭长收到了播乐乡群众的反馈，一起离婚纠纷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文某与毛某再婚三年后因琐事产生矛盾，文某离家租房后起诉离婚。诉讼中，毛某同意离婚，而文某对房屋居住权提出了异议。花山中心法庭与播乐乡综治中心从“情理法”的角度出发，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与此同时，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王家兄弟因承包地发生纠纷。沾益区法院法官一边勘查现场，一边联合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从法律角度和家庭伦理道德角度与其“唠家常”。放下心理防备的王家兄弟主动配合法官对涉案土地面积进行测量，并钉桩划出地埂界址。

两起矛盾纠纷的化解，正是沾益区法院深化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缩影。

如何有效统筹基层分散资源、打通系统“梗阻”、打破部门“壁垒”，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沾益区法院联合19家单位构建“党委总揽、多方联动”的解纷体系，选聘50名调解员，建立“视频远程调解室”，将司法服务嵌入信访平台。同时，通过构建“诉前吹哨排查、诉中巡回诊疗、诉后跟踪履行”的司法服务体系，2024年至今共巡回办案437次，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

沾益区法院以个案化解撬动类案治理，为基层善治注入长效动能。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

董某和孙某在乡村集市上卖东西时发生冲突，致使董某的音响被损坏。孙某拒绝赔偿，董某一气之下将其诉至沾益区法院。

考虑到两人都在同一个集市上做生意，为了方便基层组织调解，立案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将案件录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并转交当地村委会进行处理。经过调解员的介入，孙某最终支付了董某的音响维修费。

这样的高效解纷基于沾益区法院与当地社会工作部门之间的创新合作。2024年4月，双方依托党建平台建立“社会工作联络站”，将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乡村。

近年来，沾益区法院不断压实党建责任，设立“枫桥式法庭诉讼服务联络站”，将11名党员法官培养为基层治理“网格法官”。截至今年7月底，“网格法官”共培训调解员150余名，指导调解矛盾纠纷570起。为了让基层“自己能解纷”，沾益区法院打出“技术+人才”组合拳，将327名网格员和48名村里有名望的贤者培养为“法律明白人”；建立“云端调解室”，让法官远程指导基层调解。如今，沾益区基层自主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许多纠纷在到达法院前就已成功化解。

沾益区法院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先后荣获“全国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人民法院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等称号。

沾益区法院以党建活水浇灌基层善治之花，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