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之后，好好保持操守，遇到什么困难跟我们联系……”省四所禁毒宣传小组组长杨爱军警官张开手臂，与强制戒毒期满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轰隆”的声响中，戒毒所暗红色的大门缓缓打开。在阳光的照射下，半开的大门，影子被拉得很长。
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跟戒毒所杨警官挥手告别后，快步走过大门的影子。又是一声“轰隆”，戒毒所的大门缓缓合拢。在阴影的那头，像杨警官一样默默守护在那里的戒毒警察们，他们将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戒毒工作，在这条战线上，他们从未退却，年复一年，像码头上的渡船，将一个个沉沦于毒品中的“瘾君子”渡向新生的彼岸。
他24年的坚守
身着一身警服，46岁的杨爱军神采奕奕，瘦削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他合上心理学的书，“我在戒毒所24年了，接触开导近万人次吸毒人员。”
1996年，经历2.3大地震的丽江百废待兴。时年22岁的杨爱军刚从云南司法警官学校毕业，来到了云南省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杨爱军被分到带班、管理劳动教养人员（简称劳教人员），刚毕业的他，在劳教人员面前略显稚嫩，“当时才毕业，劳教人员大都是老油子，经常会遇到不服从管教的劳教人员。
一开始，杨爱军采取的是比较传统的管理方式，保证劳教人员执行劳动教养，并没有过多采取对劳教人员心理上的开导。一次偶然的谈话，改变了杨爱军。在一次自由活动时，杨爱军发现一名劳教人员情绪低落，既不自由活动，叫他也不搭理。杨爱军把他叫到活动室谈心，几番交谈后，得知劳教人员因父亲过世而遭受打击。“一个40多岁的男人抱着我嚎啕大哭，哭声传遍了整个楼道。”时隔近20年，杨爱军回忆起这段事时，语气仍有些颤抖，“他一边哭，一边喊着他父亲的名字，说他错了。”
这件事情对杨爱军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他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要从心里对劳教人员认知上的错误偏差进行纠正，让劳教人员回归正确的三观。”这样的信念，也伴随着杨爱军走过了劳教所所有基层岗位。
2010年1月，云南省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加挂“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牌子。
2013年12月，云南省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摘除“云南省第四劳动教养管理所”的牌子，全面履行强制隔离戒毒职能，主要承担丽江、迪庆两个州市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收治任务。劳教所改为戒毒所后，吸毒人员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杨爱军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吸毒人员是违法者，其次还是受害者，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病人。”杨爱军谈到吸毒人员时说，“吸毒人员到戒毒所后，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尊重，让他们感受到在社会上从未有过的尊重，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吸毒人员进行感化。”
像杨爱军这样的工作经历，只是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警察的一个缩影……
心痛 三兄弟吸毒染上艾滋病
“不仅要戒毒瘾，还要预防艾滋病，这是戒毒工作中的难题。”杨警官说，“自己在从业生涯中，看见了太多悲惨的事例。”在戒毒所，有三个来自德宏州的亲兄弟，三兄弟都吸毒，三兄弟也都染上了艾滋病。
三兄弟的年龄都不大，老大和老二的年龄是20多岁，老三才19岁，两个哥哥因为针管交换感染上了艾滋病。两兄弟想，他俩已经患上艾滋病了，弟弟一定不能吸毒，为家里留一个无病史的人延续香火。殊不知，19岁的弟弟在两个哥哥的耳濡目染下，也在悄悄的吸食毒品。
“老三被送到戒毒所来时，我们通过血液检测发现他也得了艾滋病，他的两个哥哥后悔不已。”杨警官提起这个19岁的老三，不由得叹气，“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改变，我劝他们三兄弟要忘掉过去，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强戒，争取早日回到社会生活。”
吸毒18年 摆渡人助他驱赶心中“毒魔”
“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这是杨警官对学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职业生涯的24年里，他接触了近2万名戒毒学员，他也通过自己的不断引导，将一个个沉沦于毒品的“瘾君子”渡向新生的彼岸。
“我今年42岁，但是已经染毒18年，身体早就被掏空了。”面对镜头，尹三(化名)看起来似乎与常人无异，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手臂上因频繁注射毒品留下的累累疤痕。他静脉曲张严重的大腿，已经开始有些溃烂，这也是多年吸毒留下的后遗症。
尹三18岁开始吸海洛因，之后尝试K粉、冰毒、混合吸食等新型毒品，近乎一半的人生历程都与“毒”相伴。
至今，他仍在努力戒毒。
“说起来你恐怕不信，我爸曾是一名警察。”因贪玩不爱学习，尹三中学辍学后，一次朋友过生日，在朋友“就一次应该没关系”的教唆下，尝试了海洛因。后来，在朋友的影响下，尹三一发不可收，多次吸食染上毒瘾。“为了吸毒，我偷过爸妈的钱，骗过家里的拆迁补偿款。”尹三讲起吸毒经历，深深叹了一口气，“后来我为了筹措毒资，开始偷盗。一次在偷电动摩托车时被警察现场抓获，后被送到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经过20个月多的时间，尹三以为总算戒掉了毒瘾，但出来没过几天又复吸了，“每次戒毒都下了决心，戒了，断掉了，但是一旦毒品摆在我面前时，所有戒毒的事情都彻底忘记了。”尹三因复吸先后几次被强制隔离戒毒。
在杨警官的开导下，受够了毒品摆布的尹三决定戒毒，至今已连续5年没有碰毒品。去年尹三结婚生子，还开了一家足疗按摩店。他的员工中有2人也有吸毒史。
“我们现在互相监督，每月按时到派出所做尿检。”听说，可以申请驾驶证，尹三准备今年下半年申请驾驶证。工作之余，尹三每天坚持跑步，练习八段锦，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因为毒品，我荒废了18年的光阴，现在我想弥补曾经的亏欠，驱赶心中的‘毒魔’。”
阴影一直都在 有色眼镜将他们又推向深渊
尹三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回归社会后，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也有一部分吸毒人员却在强戒和复吸中往复沉沦。“他吸过毒，离他远一点……”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要提到吸毒者，第一反应就是恐惧。然后就会劝诫身边的人远离他们。“吸毒人员戒毒结束后，回归社会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歧视。”杨警官说。
“回归社会后，求职时告知吸毒史，工作基本不保。谈恋爱见父母，对方父母知道自己有吸毒史，谁愿意将女儿嫁给你？”一位短短6年强戒3次的吸毒人员说，“年轻时没有经受住诱惑，犯了错，我也为过错付出了代价。现在我想从头来过，但是生活好像没有给我太多机会。”
就业、就学、社交，能否不受歧视？“很难！这种社会的偏见，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杨警官说，“但经过戒毒回归正常生活后的人员，他们也和正常人一样，不见得是良知泯灭，他们也渴望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当普通人仍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无异于将充满信心的他们重新丢进一座孤岛。如果家人再不理解，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就孕育而生，刚刚回归社会的他们又会被推向另一个深渊。
在这个深渊里，吸毒成为了他们消磨意志最后的依赖。强戒、复吸，再强戒、再复吸……最后直至死亡。死后，在葬礼上，参加葬礼的人以他为反面例子告诫小孩，“千万不要吸毒，你看他就吸毒吸死的！”小孩懵懂的点点头，看着熙闹的人群，这就是被毒品荼毒的一生。
为吸毒人员端屎端尿 陪他们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刻
能够办上一场葬礼，终落叶归根算是吸毒人员的幸运。但很大一部分吸毒人员都没能享受这人间最后的仪式。因为毒品，他们往往妻离子散，断绝亲友，独门独户。在生命的尽头，陪他们最后一程的，常常是戒毒所的警察们。毒品的侵害，吸毒人员的身体各项机能下降很快，机体免疫力下降，心梗、脑梗、猝死的患病几率就高于常人。
吸毒人员犯病后，戒毒所警察会将他们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默默陪伴，直到吸毒人员家属到来。“我们是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的戒毒学员涵盖好几个州市。”杨警官如是说，“有些地区较远戒毒学员犯病后，他们的家人不可能快速赶到，学员住院时的饮食起居都需要我们照顾。”
协助上厕所、喂饭是照顾吸毒病人的常态，“有些行动不便的吸毒病人，大小便失禁，我们还会为他们端屎端尿，寸步不离地照顾。”戒毒所警察李警官说，“很多时候，我们戒毒警察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亲生父母都没有这样照顾过。”
戒毒警察一年四季都待在戒毒所里，哪怕过年也要轮流值班，甚至有些戒毒警察，他们回家过年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戒毒警察陪伴吸毒人员的时间，比陪伴父母、妻女的时间还多，长时间陪伴的缺失，让家庭对他们也有些陌生。
杨警官叹了口气，摸了摸了自己的警徽说：“不后悔！因为自己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要有很多的牺牲和付出！戒毒人员曾经是一名危害社会的吸毒人员，但他也是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也更要对得起头顶的警徽，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
不可踏出的第一步 是毒品，就一定会上瘾
《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214.8万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6%，系连续第二年减少，同比下降10.6%。其中：35岁以上109.5万名，占51%；18岁到35岁104.5万名，占48.7%；18岁以下7151名，占0.3%。
在发布的毒品形势报告和逐渐曝光的新闻中，不难发现的是：吸毒人员日趋低龄化。稚嫩的年纪，本该坐在教室里接受知识，但却早早地成为了毒品的“受害者”。
“很多未成年人就是在朋友‘试一下’、‘不上瘾’的教唆下，染上了毒瘾。”李警官聊起未成年吸毒时，很痛心。他告诫道，“毒品一定会上瘾，大家千万不要踏出第一步。”
虽然疫情缓解，但是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禁毒宣传小组倍加忙碌，他们说要把因为疫情耽误的禁毒宣传工作弥补回来。进企业、进学校，禁毒宣传小组成员们忙得团团转，但是他们一刻不敢停歇。9月25日下午，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禁毒宣传小组再次出发，来到玉龙县第二中学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在禁毒宣讲中，禁毒宣传小组带着全体同学宣誓：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十月丽江的阳光，依然温暖。在云南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高墙大院内，禁毒卫士们和他们的“战友们”，用南丁格尔般的光辉，用他们专业的学识，温暖、守护着里面每一名戒毒人员，让他们重获新生，默默守护着丽江的一隅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