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双版纳傣族姑娘，如果你去过我的家乡，你也许会注意到大大小小的商店门牌，都是用傣汉双语标注的；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出生的村寨，你也许会惊讶，原来直到现在，大家的交流基本上还是用傣语。
是的，也许我们在生产生活上并不落后，但是在偏远的村落，仍然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他们对于汉语汉字的听说读写，还不够熟练，我经常觉得庆幸，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自己能走出大山、走进学校，看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也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010年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了西双版纳报考检察院，并如愿成为了一名检察官。从检十年来，我一直在公诉工作，长期以来，我认为办案量越大，越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至少，当我看到一个个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后，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我甚至认为，每办理一个案件，我都在为家乡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每办理一个案件，我都为边境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办理一起走私案件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观念上的狭隘。
这是一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的案件。该案涉案人员众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他们通过非法通道以绕关避卡、买点、在冻制品上加盖矿石掩盖等方式逃避查缉，将来自境外疫区的动物冻制品，运往中国各地进行分销。尽管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跨境犯罪案件，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仅用了短短25天的时间，就将43名被告人绳之以法。
当收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当专案组受到嘉奖的那一刻，当大家认为我们为边境市民打了胜仗的那一刻，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审查案件时，我们注意到，43名被告中有26名都是来自当地的傣族边民。而这些边民从头到尾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法律。在他们眼里，将冻制品从老挝运送到中国境内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儿，他们不知道运输的冻制品需要经过海关检测检疫，他们也不知道抄近道运输未通过海关检测的国外冻制品是走私，是犯罪。
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亲属在得知“犯法”“判刑”的消息后，也没有更多的警惕和反省，这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就算法律严惩了他们，但是被告人没有醒悟，亲属不能理解，这又有何意义？就算这个走私案为我的办案生涯增加了一个数字，但是教育效果达不到，村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法治又如何进步？
想到这里，我不再为自己所办理的那些案件数量沾沾自喜，我不再简单的认为罪犯被绳之以法后就是平安和谐；我不再把“案结事了”当做办案的终极目标，此刻我的内心有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我做的还不够！
当我用傣语和26名被告进行深入的交流后，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看着他们真诚认罪悔罪的态度，我并没有之前那些办案后的成就感，更多的是一种自责和愧疚。我意识到之前自己单纯的把办案当作维稳，把惩罚当作教育，把案件数量当做在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的想法太过于单薄，单薄到当我面对一群父老乡亲宣读起诉书时，不断责怪自己！我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早一点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法律，早一点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直到今天，我脑海中一直存有一名被告人的神情，他是这起走私案件中的一员。我仍然记得，当我到看守所提审他时，当他听到穿着制服的我说着傣语时，紧握着双手突然激动起来，急忙说着：“姑娘，你是傣族吗？告诉他们，我运输这些冻制品，只赚了一百块，就一百块，不可能犯法的！”我那时并没有立即反驳他，我试问他：“你知道吗，你运输的这些冻制品是十年前就已经生产的，它们有可能流向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饭桌上，会威胁到多少人的健康？”听了这句话，他沉默了。在之后交谈中，他边流泪边对我说：“我在村里一直很老实，也一直以为自己遵纪守法，我不知道为了这一百块钱，会给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大的安全隐患。我不为自己求情，我只恳求你到我的村里告诉更多人，一定要学法、守法。”
从此以后，我开始改变，我要求自己跳出案件，做一些案件以外的工作，让更多的少数民族老百姓真正知法、懂法、守法。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要开展“双语法治宣传”，为了让当地的老百姓能更直接明了的听懂看懂我们的宣传内容，我想办法联系了当地的报社、电视台民语中心的傣语老师，将相关的法律条款翻译成傣文并制作傣汉双语宣传册，组织干警开展双语宣传，送法进学校、进企业、进村寨、进佛寺，用民族语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双语法治宣传以后，我发现受宣传的群众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起初木讷的听着，到后来的热切期盼着我们这些能讲傣语的检察官再到村寨给村民们上法制课，给他们解释一个又一个的法律问题。
不仅如此，我们还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动了景洪市检察院的其他少数民族检察干警，使用哈尼语、基诺语、拉祜语向村民宣传扫黑除恶知识，通过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法治宣传，拉近了法律和群众的距离，简单易懂的宣传形式，使扫黑除恶知识深入人心。
每一次双语宣传，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法庭上从未有过的亲切；每一次双语宣传，我都会感受到一种提审中从未有过的信任；每一次双语宣传，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办案中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少数民族老百姓听懂了我的语言，他们不仅听懂了，也是在这么做的。
2019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70岁老人的电话，他用傣语告诉我“我在非法占用林地内点种的茶籽现在已经全部铲除了，并且按要求补种下了新的树苗，你快来看看吧……”这位老人，是我办理的一起非法占用林地案件的被告，我仍记得在审查案件阶段，我们到村里找到他时，他看我的眼神充满排斥和不满，然而今天的这通电话里，他的语气平和且亲切，他说“喃的溜，你来看看吧，我听法律的话，听你的话，种下树苗啦……”听见老人叫我“喃的溜”，我倍感亲切，因为“喃的溜”在傣语里是女儿的意思……
当我再次去到老人的村寨，和他一起走到之前点种茶籽的林地，看到老人种下的树苗已经长出了嫩芽，我的内心突然就柔软了，我想，这就是希望吧，那些冰冰冷冷的案件数字，那些公诉席上的唇枪舌战，那些审讯室里的斗智斗勇……此刻，仿佛都有了最美的结局。不，这不是结局，这是开始，是希望，是法治建设、边境治理漫长的征程中，美好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