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我有26岁，穿上这身绿色警服，加入到人民公安队伍行列中，终于成为一名法医警察。回想起我的法医从警之路，心理不免有许多的感慨！

　　1970年，为了响应国家稳疆固边、移民边疆、发展生产的号召，我的父亲带着全家4个人，从保山市隆阳区西邑乡羊邑村搬迁到德宏州陇川县临近边境的少数民族村寨。在我7岁那年的秋天，村民对按劳动工分（有人主张按人头分配）分配粮食有意见而发生打斗，被打伤的人住院治疗，公安局来人处理这件事情，我第一次见到穿着上白下蓝制服的公安人员，他们是来主持公道的，把打人的那人带走了。

　　我上小学是在一个村办小学，同学们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村民有用火枪狩猎的习俗，孩子常会在家里把玩火枪。有一次，火枪意外射伤一名同学的脚踝，公安人员到学校里来调查处理这件事，我再次看到了穿着上白下蓝制服的公安人员的身影。

　　我上高二那年的夏天，学校附近的水库里有人戏水溺死，我跟几个好奇的同学一起去围观，看到有戴着口罩的公安人员在检查死人的尸体。听旁边有人说:“戴口罩那人是公安局的法医，专门检查尸体，他可厉害了，能检查出人是怎么死的，死了多长时间，还能看出死亡的过程”。听了这番话，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有这样的本事，需要很深奥的专业知识才行吧！回到学校，我就急着去学校图书馆借阅尸体检验方面的书籍。我把古代人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和现代人编著的《法医学尸体检验》看了一遍，心理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高考就去考法医学院，以后要当警察，扶弱除暴安良，主持公道正义，做一个法医，替死者说话，让罪犯伏法。

　　1993年，我从昆明医学院法医系毕业，分配到陇川县公安局，真的成为了一名法医警察。我踌躇满志、饱含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很快就成长为一名称职的法医警察。第二年，我面对鲜红的党旗，庄重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党员、是警察、是法医，手握鉴别生死的权力，要对党忠诚，遵纪守法，执法公正，积极工作。

　　我国的司法体制“以审判为中心”进行改革，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许多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被改判。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我发现法医DNA技术将会在案件证据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案件的侦破、诉讼和审判提供科学准确的证据支持。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迎接新挑战，扬帆再起航，学习新知识，挑战法医DNA检验技术。我毅然辞别父母妻儿，离开工作了12年的陇川县公安局法医岗位，毛遂自荐来到保山市公安局，主动承担起法医DNA实验室的创建工作。我经历十多年的工作积累和探索研究，使得保山市公安局的法医DNA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检验技术已跻身全省一流、全国先进水平。

　　2008年，保山某地发生死亡2人的命案，女主人和孩子被残忍杀害，尸体被杂物覆盖隐藏。案发十几天后，距离现场几公里外的水库里发现嫌疑人尸体浮在水面，尸体裤子上有少量的暗红色斑迹，这斑迹可能是解开案情的关键，但是DNA检验没有得出准确结论，案子一直没破，这成了我心头上一个很大的遗憾。

　　后来，我还遇到过多起案子，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了物证，因为能检测到的DNA产物量不足，没法得出准确结论，嫌疑人的犯罪无法得到证实。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心理很是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面对困难我选择了迎难而上，经过近3年的艰苦探索和细心研究，发明了一种快速裂解人体细胞膜的试剂，裂解时间从3个小时缩小到3分钟，还创造出一套比行业标准缩小50至200倍的“微量DNA提取技术”，运用这项技术破获了很多疑难案件，创造了一个个断案传奇。近几年以来，社会转型造成农村人口中适婚男女比例明显失衡，农村成了性侵害案件高发地，由于报案不及时取证困难，许多案件的性质无法认定，嫌疑人肆无忌惮逍遥法外，受害女性长期生活在屈辱之中，给受害者家庭带来风险隐患。我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出一套“混合斑分离技术”，为这类案件的取证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保山市地处澜沧江、怒江流域，每年夏秋雨季，江里都有死人尸体被发现打捞上来，或者是在江岸边发现人的陈旧白骨，白骨上的DNA检验是个行业性难题。在困难面前我没有退缩，认真进行探索研究，攻克了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难题，总结出“疑难检材检验技术”，运用这项技术，把历年来积压的二十多个尸体白骨全部检验并得出准确的结论。

　　我的技术能力强，工作成绩突出，组织领导两次找我谈话，考虑让我担任领导职务，我说:“一个技术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技术提升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磨砺和经验积累，我只有留在法医DNA检验岗位，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6年初心不改、矢志不移的坚守中，我结婚不在婚宴上，妻子临盆我不能陪伴，重症肌无力症险些要了我的命，现在每天注射4次胰岛素来维持健康。我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过去：“不辞辛苦急基层之所急，探索创新发扬工匠精神，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蒋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