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参加公安工作开始，普洱市镇沅县公安局民警王品舜和江城县公安局民警穆家良便在普洱这座山城的村寨里奔忙着。他们要做的，就是服务当地群众，帮他们解决困难。
两个画面在王品舜和穆家良的脑海里不停闪现。
第一个画面，下乡道路崎岖蜿蜒，又远又窄，他们在上面不停歇地走着。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村寨里有群众报警，他们一早就得从派出所出发，走上一天才能到达。晚上，在群众家里，点燃的煤油灯下，他们做着几方的调解。然而，工作做完了，他们也赶不回去了，只能在村公所里住一晚。
第二个画面，2018年，还是下乡的路，路宽敞了，也平坦了，出行也有了车，就算是去辖区最远的村寨，两个多小时也能到了。做完工作，他们当晚便能返回派出所。
王品舜和穆家良都不禁感慨。闪现的两个画面，承载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发展和变化，他们置身其中、亲身经历，但却无法用言语说尽。
背着干粮去下乡
在对八九十年代公安工作的最深记忆里，王品舜怎么也忘不了刚从警的那几年下乡必须得自己背着干粮的经历。那时候，他还在镇沅县公安局振太派出所，他的工作也没分得像现在这么细，在派出所业务范围之内的事情，他都得管、得干。
90年代初，振太派出所除了有一辆摩托车外，每个民警都配有一辆自行车和一盏煤油灯。“自行车是出行用的，煤油灯是工作、生活照明用的。”可由于地处山区，虽然民警都配有自行车，但也不是随时都能派上用场。
“当时的振太派出所有19个村、308个小组，骑自行车能到的就只有乡政府所在地周边的5个村，其余的村子只能靠走路前往。”王品舜还记得，那时候辖区最远的一个村子离派出所有70多公里，去的一路都是土路，骑自行车无法到达。每次下乡，王品舜和同事就只能徒步前往。因为经常走，他们后来还发现了一条便道。“虽然不能节省多少路程，但起码能够保证从早走到晚便也能到了。”
因为路程较远且山区较为荒芜，中途没有吃饭的地方，那时候只要一下乡，王品舜和同事的口袋里就会揣着糖，背上则背着当天赶路途中吃的干粮和喝的水。“饿的时候就停下来吃点随身带的饼干、喝口水，确实很累了就吃一颗糖，补充能量，之后又继续赶路。”时至今日，在王品舜的记忆里，这一幕还如同发生在昨天一般。
1992年的一天，辖区秀山村团山小组的几名群众报警称家里的鸡被人偷走了。因为盗鸡案件连续发生，派出所对此很重视，王品舜和另一名同事便前往团山小组开展调查。那天，为了尽早赶到村子里，他们早上天刚亮就从派出所出发了，一路上他们甚至不敢做太多的停歇。紧赶慢赶，他们还是直到晚上天黑时才赶到村寨里。到达村寨，他们来不及歇息，立即就到村公所了解案件的情况，随后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到每一户丢了鸡的人家进行调查。在后来的工作中，王品舜和同事将嫌疑目标锁定在了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小伙身上。几经走访调查，王品舜和同事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鸡确实是被几个年轻小伙偷走的，最终他们帮群众找回了被偷走的鸡，也对几个年轻人做了处罚。而当工作结束时，夜已经深了，赶不回派出所的他们只能在村公所住了一晚。
“那时候的工作，多是处理一些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和小偷小摸的案件，案件本身并不费时，主要是路上耗费的时间太多。”王品舜说。
煤油灯下做调解
和王品舜一样，穆家良也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习惯用“两头黑”来形容八九十年代下乡开展工作的状态。“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到，点着煤油灯，围坐在火塘边给群众做调解。”这是穆家良记忆里很深刻的一幕。
“在那个年代，群众都很淳朴，我们处理的也多是一些邻里间的土地纠纷和矛盾。”80年代末90年代初，穆家良还在江城县公安局国庆乡派出所工作，辖区里哈尼族、彝族等民族聚居，还有几户从外地搬迁到当地的居民，调解群众纠纷成了他们经常性的工作。
一次，宝藏乡石牛小组的一户当地哈尼族村民和一户从四川搬迁来的居民发生了冲突，向派出所报了警。第二天一早7点，穆家良便从派出所出发赶往寨子里。在一天的赶路后，下午6点多穆家良到达了寨子。没多久，天就黑下来了。在那个年代，村民家里还没通电。晚上，在点燃的煤油灯下，穆家良召集两家人坐在一起做调解。然而，双方却极不配合，甚至都不愿意跟穆家良说话。为了打破僵局，穆家良先从与他同是哈尼族的村民做工作。好在对方听他说起了哈尼族语言便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开始向他讲述事情的经过。原来，双方冲突的根源在于从四川搬来的那家人在村里建瓦窑时占用到了当地哈尼族群众家的土地，于是双方争执了起来。了解事情原委后，穆家良从情从理从法的角度分别开导、劝解双方。经过3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停止了冲突。可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那时候，路不好走，没有通电，也没有汽车，来去不像现在方便。若是恰好碰到在晚上工作，当天要想赶回派出所就是很不现实的事情。”当天晚上，穆家良只好在村里的小组长家暂住了一晚，第二天再返回派出所。
和穆家良“走一天——完成工作——借住一晚——返回派出所”的下乡状态不同，王品舜每次下乡几乎都会在村里驻上一个多月。
在到秀山村团山小组调查偷鸡案的那次经历中，王品舜和同事就在团山小组住了9天。“案件调查清楚后，我们又开展了相应的防范宣传。在村寨里，类似的案件，提高村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很重要。”在团山小组开展完所有工作后，王品舜和同事又到秀山村其余8个村小组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直到秀山村9个村小组全部走完一遍，王品舜和同事才打道回派出所。而那时，他们已经在村里驻了整整一个多月。
“我们下乡基本都会在村子里驻一段时间，来回太耗时，也不方便，下村后就连带着把其他工作也做了，有案子查案子，没案子就开展宣传和入户走访。”对这样的工作状态，王品舜和同事已经习惯。
一步一步走出警民情
经常下乡驻村，让王品舜和穆家良不止走通了从派出所到村寨的那条路，还走通了通向群众心里的那条路。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他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了，群众也更加信任他们了。
王品舜很喜欢和群众围坐在火塘边一起聊天、唠家常。他说这样他才会有自己就在群众中，就是群众中的一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王品舜在长达29年的从警生涯中一直追寻的。而在与群众的相处中，他也真切地感受着群众待他的那颗诚挚的心。“他们很淳朴、很踏实，对我们的工作很配合，很多信息和线索不用我们去问，只要他们发现了，都会主动给我们上报。”甚至，很多时候王品舜和穆家良感受到的是，村民们并没有将他们视为与自己不一样的警察，而是将他们当成了“家人”。
1997年11月，原本在振太派出所工作的王品舜被调到了恩乐派出所。在这里，服务群众、调解纠纷、维护治安，王品舜所有的工都一切如常地进行着，他并没有觉得这和往常有什么不同，直到2002年的一天，一个群众的到来让他的心里泛起了涟漪。
那天，王品舜被告知有人来派出所找他，看到来人时，王品舜起初没什么印象，只以为他是来办理业务的。可谁知，男子见到他，一开口便是向他道谢：“王警官，我以前不懂事，谢谢你当年及时处理了我，让我不至于走上歪路。我现在自己种了五六亩的橡胶，生活过得比以前好了。”王品舜听了一时间摸不着头绪，只在后来男子的叙述中才渐渐回忆起来。原来，男子是10年前王品舜还在振太派出所工作时，在秀山村团山小组抓获和处理的偷群众家鸡的嫌疑人。看着曾经被自己处理过的人特地来向自己道谢，王品舜心里很欣慰，也很满足。“我欣慰于他能改邪归正，满足于能得到他的认可和肯定。”
和王品舜一样，穆家良也时常从群众那里收获着感动。“当你走在村子里，群众看见你就热情地上来打招呼；当你工作到吃饭的点，群众会主动喊你到他家吃饭；当你到群众家里走访，他们会熟络的跟你唠家常，跟你说贴心窝的话，这就是群众把你当‘自家人’了。那一刻，所有的工作也就都值得了。”穆家良说。
初心不改，情谊不变
如今看来，王品舜和穆家良都觉得，八九十年代的公安工作和现在的工作公安相比“一个是地下，一个是天上”。那些走村入户全靠徒步走，夜里照明全靠煤油灯，进村工作一驻就是一个月的光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方便和省事的智能化服务，越来越全面和立体的社会治安防控，越来越精准和有力的违法犯罪打击。然而，在王品舜和穆家良记忆深处存留着的，还是那份和群众相亲相敬的不变的情谊。
“你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去处，用心替他们着想，他们便会把你当成‘家人’。”在八九十年代的公安工作里，穆家良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在科技手段已经如此发达，警民互动渠道已经如此多元，信息沟通和传递已经如此便捷的今天，穆家良还是喜欢到群众当中走一走。“手机可以方便联络，微信可以实现问候，短信可以传递信息，但真正做群众工作还是得深入到群众中去，让群众看到你、听到你、熟悉你、感受到你，他们对你才会有实实在在的信任。”这是从警35年来，穆家良与群众打交道的最大的心得体会。而任凭岁月变迁，他都坚信这点不该改变。
2018年，已经被调到江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离开基层派出所长达10年的穆家良又担负起了一个新的使命——扶贫，他再一次走进群众身边，倾听群众的诉求，解决群众的困难。尽管这次回到的不是他曾经走过的村寨，面对的不是他曾经帮助过的群众，但在曲水镇绿满村，他依然觉得倍感亲切：“回到群众中，就像回到‘家人’身边一样，到哪都是熟人。”
王品舜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便一直扎根在派出所。如今，他是恩乐派出所社区中队中队长，所从事的还是和群众打交道的工作。与早年不同的是，在新的形势下，派出所辖区划分了4个治安防控区，这让王品舜的工作更加细化，也更加精准了。在投身治安防控区建设的工作中，王品舜再次将自己融入到群众中，用真心换民心，整合出了社会治安防控的群防群治力量，为群众营造出了更和谐的生活环境。
“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公安工作如何发展，我们要始终坚定，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工作的根基。任何时候，我们和群众的情谊都不会改变。”
诚然，任岁月如何变迁，云南省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初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