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神兵？四川绵阳找到释放警力“新引擎”
——“枫桥经验”创新发展在绵阳
【编者按】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上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近日，中国长安网记者奔赴全国多地，探寻“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的创新实践，记录感受“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勃勃生机。
中国长安网见习记者 张涵
“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仇人’，走的时候，夫妻还是夫妻，是兄弟的还是兄弟！”梁发刚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
56岁的他，曾当过20年村支书。现在，他却坐在四川绵阳市的一个派出所里，当了专职调解员。
四川绵阳，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唯一的科技城。近年来，绵阳立足于科技城发展实际，继承并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深入到基层，构建了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对典型矛盾纠纷制定特色化解机制，切实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效能。
如何释放警力？公安接警后，调解员“接招”
9月16日，中秋节刚过，42岁的蓝代永一大早就将自家车子开到小区门口，眼看上学就要迟到了，他正在上初中的女儿还是迟迟没有下楼。
“怎么停车的，还让不让人走路了！”呵斥声突然传来。窗外一个男子骂开了。
“后面有路你不走，非要到这来找事。怎么着，想打架啊？”蓝代永说着打开车门。没等他站稳，男子一拳就冲他脸打了过来，蓝代永转身一躲，男子第二拳重重打在了他后背上。
“当时真的是一阵剧痛，我感觉整个后背都裂开了。”蓝代永伸手摸了一下后背，“医生说是胸五椎骨折。现在晚上有时候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拿枕头捂在胸前。”
蓝代永第一时间选择了报案，接警的是绵阳市涪城区城郊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就把这个案子分流到我这边来了。”城郊派出所专职调解员梁发刚说。
梁发刚在绵阳市盐亭县石牛庙乡干了20年村支书，是2016年11月来到城郊派出所工作的。经过当地司法局培训后，他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调解员。
像梁发刚这样的调解员，城郊派出所目前一共有3名。
2017年，涪城区全面推行“搭建一个公调对接平台”+“24小时驻所跟班调解员为主体、接处警民警参与、专业人士适时介入”的“1+3”公调对接模式，大力提升了接处警源头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效能。调解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梁发刚说，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心态的矫正：“纠纷当事人对对方的赌气、仇恨的心态，是最难化解的。大家一般会觉得我对了，你错了。哪怕是我错了，我也有理由；你错了就不应该。当我们把工作做通以后，当他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我们就离调解成功不远了。”
蓝代永这次纠纷，梁发刚调解共历时两个多月。“他除了身体受伤之外，面子上也过不去，毕竟是在家门口被人打了。”
“调解中，受害方有时要求高额赔偿。但是赔偿不能漫天要价，比如之前有个案例，一个人小脚趾被打骨折，要求赔偿204万元，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赔偿要有理有据，比如需要当事人提供工资证明。如果开不出证明，我们就按照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再如护理费是按照绵阳4家三甲医院的护工标准来计算的，大概每天80到120元。” 梁发刚向中国长安网记者展示了之前的调解记录。
据统计，涪城区去年各派出所受理的纠纷案件中，民警直接参与调解的纠纷占比仅为27%，绝大多数矛盾纠纷都是由像梁发刚一样的专职调解员调处的。这样一来，不但矛盾纠纷得到了更好解决，还释放了警力，缓解了基层民警的工作压力。
从去年到今年10月，经梁发刚调解并形成档案的纠纷已经有500多件。至于那些因各种琐事而没立档案的纠纷具体有多少，梁发刚自己也记不清了。说起年龄，他颇有底气：“干我们调解工作的，还是老年人有优势，一来阅历丰富，二来坐得住。”
通过“1+3”公调对接模式，涪城区8个派出所2017年共调处纠纷2963件，调解成功率高达97.8%。期间未出现一例民转刑案件，未发生因调处不当导致矛盾升级或引发不稳定事端的情况。
随着“1+3”公调对接机制的不断完善成熟，涪城区还强化目标导向，突出公调对接工作实效。依托驻所调解员与民警的联动融合，说理执法，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公调对接也成为暖警工程建设的“润滑剂”、释放警力回归主业的“新引擎”。
在2017年四川省公安工作综合评价季度考评中，涪城社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到93.5%，执法公信力满意指数达到92.74%，同比上升11%。
金牌调解员的魔法：“上访小区”变“自治样板”
一张办公桌，一个沙发，两个书柜。
一个书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书籍，另一个书柜里放的则是一摞摞文件夹和吃饭用的三个缸子。这些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眼前的“邓启贵人民调解工作室”。这是四川绵阳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调解室。
邓启贵是绵阳市涪城区司法局城北司法所所长，探索创建了“纠纷和解第三方机制”。他是司法部评定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也是群众交口称赞的“街道金牌调解员”。
“从1998年4月我就开始接触司法相关的工作了，这一干就是20年。”邓启贵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
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重点疑难纠纷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如何妥善化解是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为此，铁牛街社区充分发挥邓启贵的“名人效应”，组建了调解专家团队：7名司法所优秀调解员（其中2名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4名律师（兼公证员和心理咨询师）、9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志愿者。
“去年一个小区的棘手物业纠纷，就是我们帮忙解决的。”邓启贵说。
他介绍，勇拓洋楼小区已经建成16年，共有4栋楼，421户住户。多年来，小区的物业服务水平较差，再加上上一届业委会监督不力，导致小区环境条件极差、配套设施不全。
“楼里的电梯经常坏，物业也不派人来修，”勇拓洋楼小区现任业委会主任杨善锐抱怨说，“后来我跟另外几个业主挨家挨户走访，自己掏钱换掉了老旧电梯。”
“当时矛盾非常突出，好多业主联名要上访，”邓启贵回忆，“后来我们介入进行调解，开有针对性的普法讲座，搭建平台召开30余次调解会，引导他们今年1月改选业委会。不到一年时间，他们的小区已经成为整个绵阳市小区自治的样板。”
“在邓启贵调解室的帮助下，我们换掉了上届业委会，还通过业主大会炒掉了物业公司”，杨善锐自豪地说，“我们小区现在没有物业公司，我们实行的是自治化管理模式。以前开业主大会每次也就来二十几个人，现在我们每次开会都能来300多户。小区物业费缴纳率也从去年的60%左右提高到今年的90%多。”
邓启贵敏锐地发现，业主自主管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电梯、消防等这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业主自己是管不了的。我们就建议，专业性的东西请对应机构来管理。他们最后就联系了专业公司来管理电梯。”
“一开始，上一届的业委会主任见到我还不理不睬的，后来他跟我说：小杨啊，早知道你做这么好，我们早就下任啦！”杨善锐说。
自组建以来，邓启贵调解团队已参与化解各类疑难纠纷60余件，参与化解信访、稳定案件30余件。
这位金牌调解员告诉中国长安网记者：“预防一件纠纷，远比调解一件纠纷意义重大！”
法律诊所：送来老百姓急需的专业援助
走进江油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接待大厅对面的“法律诊所”。
“很多老百姓都不懂法律知识的，他们来到这里可以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既方便又省钱。”律师张启蓉说。他所在的江油市法律诊所是江油市联合法学会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
据了解，法律诊所之所以设立在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旁边，就是为了方便来访群众及时进行法律咨询。
为了使矛盾纠纷化解更加专业化，江油市着力构建法学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136”实战化工作模式。通过建立1个法律服务专家智库，在市、乡镇、村（社区）3级依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和综治中心分别建立“法律诊所”、“法律服务站”和“法律服务室”，组织广大法学会会员和法律工作者开展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咨政评估、法律顾问、法律援助和法治宣传等6项法律服务。
据张启蓉介绍，他曾经成功调解了一起重大医患纠纷事件，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医院赔偿患者85万元。
张启蓉介绍，“当时有两个先前的案例，一个案例是法院判的，判了59万元；另一个是调解的，赔了160万元。我们以这两个案例为参照，最后决定索赔85万元。”
中国长安网记者了解到，在这次纠纷中，患者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赔偿，是因为医院违反了国家卫计委出台的相关规定。而这一点，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却很难想到。
“医患纠纷比较复杂，而且牵扯到很多法律问题。这种专业性较强的纠纷，仅靠老百姓自己是无法很好解决的，这就需要专业的法学顾问提供必要的帮助。”张启蓉向中国长安网记者介绍道。
除了重视法律援助外，江油市还注重衔接联动。依托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搭建“1+6+N”多元化解集中分流平台：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为基石，聚合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司法调解指导中心、行政调解指导中心、检调对接中心、法学会等六大组织，依托行政职能部门、第三方协调组织以及基层站所、村、社区等，对来访群众反映，市级领导接访签批和基层上报的重大疑难纠纷统一登记、汇总梳理、分流化解，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增添了工作合力。
在法律诊所以及其他各部门的共同调解、帮助下，医院最终同意进行赔偿，患者一家人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近年来，江油市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全力推进、全面铺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全市呈现出矛盾纠纷总量和群体性矛盾纠纷逐年下降、化解成功率逐年上升的“两降一升”良好态势，基本形成了“党政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