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仰望星空，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是什么使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那么执着、坚定、永恒，是理想的光辉，是理想的力量，是理想的魅力，更是信仰的魅力。“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正是理想有了一种魅力，有了一种永远吸引人前进奋进的魅力，才使那么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革命年代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设年代执着不一孜孜以求，开放年代放眼全球走向辉煌。
        我们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是解放人类，世界大同。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但这个终极理想的实现是具体的和分阶段的。在革命年代是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在建设年代追求国家强大，民族富强；在开放年代追求振兴中华，实现梦想。
        在革命年代，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有些觉悟的富人们为什么革命？毛泽东、澎湃、韦拔群、夏明翰、沈玄庐这些响亮的名字，就像星星，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他们是我党最早的五位农民运动领袖。这些真正的党员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工作而革命，也不是因为自己贫穷而革命，而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革命。我们党最早的这5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外，其它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我党最早的农运领袖叫沈玄庐，是建党时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一带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他也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后来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5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192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4人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对他们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而且，中国农民整日在土里讨生活，非常务实。他们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从中琢磨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子弟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农民们反思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看主义、理论、理想的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更要看信仰这些主义、理论、理想的人是什么人。人民群众既看重主义、理论、理想，更看重信仰这些这些主义、理论、理想的人。信仰人的形象、人格、魅力，直接体现主义、理论、理想的魅力。主义、理论、理想是抽象的，但信仰主义、理论、理想的人是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这个角度说，信仰人的人格魅力重于理想的魅力。因为毛泽东、澎湃、韦拔群可以摒弃荣华富贵，甚至生命，可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因此，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就会自觉的跟着他们。这正是主义、理论、理想的魅力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行动。正是有了毛泽东这样的农民领袖，以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建设年代，我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杰出人物能够放弃优越的生活？钱学森，这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美国已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取得了终身教授的资格，但是他冲破重重阻力，战胜千难万险，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了。当有人问起他的人生选择时，钱学森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为什么能够放弃荣华富贵而选择艰苦奋斗，正是因为有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更有具体的内容就是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富强人民。那个时候像钱学森这样的人物是一批又一批的从海外优越的条件回到艰苦的祖国，两弹一星的功勋人物基本上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但他们回国了，因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这样爱党爱国的伟大科学家，所以千千万万的科学家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开放年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能够清正务实为民？“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是什么使他在位一心为民，离岗也是一心为民，他永远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给了我们最准确的答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来源于远大理想和坚定地信念，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产生勇敢和毅力，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有抵制任何引诱腐蚀的毅力；就经得住任何生死的考验。”他是贫穷的富翁：物质是那么的贫穷，精神是那么的富裕。他是一辈子坚守理想信念的象征，他是一辈子清正廉洁的象征，他是一辈子务实为民的象征。正是因为有了杨善洲这样一辈子坚守，一辈子清贫，一辈子奉献的模范党员干部，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相信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的魅力更是永恒的，她常常能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形成一种动力，健康而有力、昂扬而向上。记得刚到保山时，看了《蓝天访谈录?杨善洲》，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没过几天就带着工作人员上大亮山上，瞻仰善洲老书记。我受到一堂生动的理想教育，接受了一次严肃的人生洗礼。我怎么也想不到、也想不通老书记能吃那个苦，但他的精神永远铭刻于心了，他确实为理想为人民吃苦了。回到昆明后，我跟儿子讲善洲书记的故事，并播放《蓝天访谈录?杨善洲》给他看，他问我：“我爸，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半信半疑，实际上是不相信的。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口气说明了一切。我说你有时间可以到大亮山上去验证是否是真的。在一个假期，他约了一个同学到大亮山，瞻仰善洲老书记，走了善洲小道，看了老窝棚，看了许许多多的遗物，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我说儿子还有一个礼节，那就是要到善洲老书记的塑像前行三鞠躬礼。他说我爸不行，我要下跪磕三个头。他真的下跪磕了三个标准的头。我惊呆了，难以置信，这孩子为什么如此？一路回来的时候同他探讨，他说杨善洲是真正值得永远崇尚的人，因为他是道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背得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中的精彩语句。
        现在我们共产党人理想追求到了放眼全球，走向辉煌，振兴中华，实现梦想的时代，但我们前进道路有许许多多的拦路虎，其中自身作风建设就有四只拦路虎，就是形式主义烦死人，官僚主义压死人，享乐主义毒害人，奢靡之风腐化人。这四句话，点中了作风顽疾的“穴位”。这四风，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是横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形式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会议多，干工作以会议传达会议精神，以会议贯彻会议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一句话，就是只有九分部署，仅有一分落实。官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效率低，一级推一级，上级推下级，级级推基层，基层无法落实。享乐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理想缺，缺乏理想、缺乏信仰、缺乏意志，最后就缺乏动力。奢靡之风的核心问题是底线失，失自觉、失自律、失监管，最后失去底线，必然走向与人民为敌的深渊。
        既然人民那么烦形式主义，那么厌官僚主义，那么憎享乐主义，那么恨奢靡之风，又影响中国梦的实现，那么我们就要扬起共产党人信仰这面大旗，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抛到九霄云外，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送进垃圾箱里。想到杨善洲“如果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就应该检讨”这种作风，我们存在的形式主义怎么能不抛弃呢？想到杨善洲“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去当雪松”这种作风，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怎么能不抛弃呢？想到杨善洲“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这种作风，我们身上的享乐主义怎么能不抛弃呢？想到杨善洲“吃饭就应该掏钱，公款吃喝就是滥用职权”这种作风，我们身上的奢靡之风怎么能不抛弃呢？(赵德光)